诺记工程师主图
本篇之后“工程师系列”暂告一段落(其实是江郎才尽),等下一次有新的点子的时候再续貂。
我呆过几家大外企,干过工程师也管过工程师,最后依然“沦落”成守工厂的“厂工”,估摸着我这辈子是逃不出这个坑了。
今天我想写写诺记的工程师们——其实会有点得罪人。有个老同事跟我说:其实我们更喜欢看你喷人的文章。我说:喷人跟骂街一个道理,能在菜市口骂,显然不能跑到府右街如法炮制。所以我一边写一边忍着忍着不下狠手,也够难为我的了。
诺记是个典型的“大外企”(泛指各种以庞大臃肿的官僚机构为特征的跨国企业)——这里带来一个问题:如何判断这个企业有“庞大臃肿的官僚机构”?我这里给出一个简单的判别条件:如果从A步骤到B步骤有超过两层五人的批准,那么这就是一个庞大的臃肿的官僚化的企业——诺记就是如此。(这里偷师一下艾伯特埃珂对色情电影的判据:如果一步影片中从A点到B点的时间超过30分钟,就可以认定这是一部色情电影。)
我曾经在Linkedin上写过一篇对Nokia衰落的评论,然后被一群诺记遗老遗少围攻,那篇“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也被诺记遗民们狂喷(因为我抨击诺记的官僚主义,某诺记群里有人讽刺说“这作者玩官僚主义一定玩的不错”——这种二货显然不知道我在诺记一直干一线工程师天天泡实验室,说白了我还没那个资格在诺记玩他们喜欢的官僚主义游戏)。
其实诺记的衰落,从官僚主义的观点看来脉络很清晰;如果我们自习观察其中研发队伍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企业危难之际,唯一可以拯救它的,只有创始人和工程师——缺一不可。
2007年我加入Nokia的时候,身上没有一丁点儿手机终端的经验(看过我前面文章的应该知道我是做基站PA出身的),但是入行的时候就直接被指派做两个项目。即便当年我们做的是功能机而非更复杂的智能机,一个人做两个项目的RF也是非常困难的。
那时候北京的RF工程师只有四个人,四个人就每天泡在实验室里,因为有做不完的测试,抓不完的bug。2008年新年夜我是在亦庄工厂里度过的,因为当时恰好有个产品做build,我是当天最后一个离开车间的研发人员,我出门时候,看到其时尚未启用的Nokia亦庄的蓝色玻璃大楼洒落着月光。
可以说那时的工程师们完全没有偷懒的资本——至少RF工程师是如此。按照诺记严格的RF指标,很多小问题也要被穷追不舍。以勤奋来评价当年我们这些工程师的话,应该是无可指责的。
唯一的缺憾是北京作为一个产品中心,没有自己的平台设计,也就是说都是移植欧洲各研发中心的成型平台,集成到产品中——有讽刺诺记细分市场策略的说“科技以换壳为本”,我倒是不否认这一点,我们当年换壳的功夫确实世界第一,而工程师则是剪刀浆糊功夫天下第一——保证多快好省copy不出错。
很多工程师还是很乐于做这样的工作的,一则责任比较小(虽然工作量并不小),二则因为产品中心能持续出产品卖钱所以稳定有加。
也有很少数工程师不甘于做剪刀浆糊的工作,他们想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想接触到业界最先进的技术,而不是在大家都开始做HSPA的时候还成天守着GSM做最低端的产品——尽管在当时可谓难上又难。
应该说对技术尤其是先进技术的追求,是一个工程师的本性,只有那些有这种追求的人,才适合当工程师——缘心不缘迹,并非一定要实现它,而是要心中始终有这种追求、无论实现与否。诸位还在工程师行业里度日如年的,不妨扪心自问一下,如果本就没有这种追求之心,不如趁早改改行。
如果说当年的工程师队伍至少是勤奋而饱满的,那么在我2012年回到Nokia的时候,看到的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2012年的诺记已经在风雨飘摇之中,而我看到的是:工程师数量翻了将近10倍(以RF队伍为例),但是产品数量没有变化。忽然间蹦出了很多“component owner”,也就是专管某个主要器件的人,负责更新版本,与供应商保持同步等——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来这究竟有何用处,而且在我的心目中,这难道不应该由设计工程师自己全权负责么?
每天工程师们看上去也很忙,因为他们身陷于自己或者别人创造的会议中——说会议是“创造”出来的一点不为过,我曾经在很多个这样的会议中躲起来打瞌睡,因为内容要不就是我不看也知道、或者是开完了P用没有。
问题是多数工程师乐此不疲,似乎他们逃离了实验室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那时候我经常累了就在几个实验室间走走,发现尽是外包员工和几个新人,老工程师们都已经很少在实验室现身。
更多的工程师们干脆改行做项目经理。说起项目经理,诺记的项目经理数量之庞大乃是世间罕有,而且有时候能从同一个职责分出好几个位子来,所以这也成了多数工程师的“上升”途径。
那时候诺记的研发队伍给我的感觉,就是人浮于事——各种开不完的会议,各种漂亮的会议记录和excel表格,但一到工作上,就变成举步维艰。
这时期的Nokia工程师中,真正追求技术的也越来越少,愿意追究细节的越来越少。而于此同时喜欢搞“高大上”的越来越多,动辄以“创新”为名做一些听起来很响亮实际上无甚水平的东西。
一言蔽之:工程师群体异化了。
我对工程师群体的这种变化是有心理准备的。
从大环境上看,工程师团队的退化是通病:彼时ASB(阿尔卡特上海贝尔,我只能说这个缩写取得真好,至于后来跟Nokia合并之后产生的NSB更是其中翘楚)做一个PA要七个人,连一个环形器都要专人负责,真是叫人大开眼界。而臃肿化的工程师团队往往效率更低——因为“正事”太少,所以各种原本就素质低下的败类就开始玩各种幺蛾子,引发各种逆向淘汰。这样的事情在晚期诺记屡见不鲜,这些人做人的底线也一次次被刷新,叹为观止。
而工程师在研发队伍中的地位低下也是重要的诱因:Nokia有着非常庞大的项目管理线,有很多项目管理人员对工程师缺乏尊重。应该说在传统的三线发展中,项目管理线应该是与技术线平行的,但是在诺记,它们平行而不平等;多数项目管理者,无论官阶大小,都视工程师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劳动力,惯于用“xxx之前必须要完成yyy”来下命令以显示其“管理者”地位,但是出了问题却又因为怕负责任而把工程师扔出来顶包——我当年因为在会议室里跟项目经理拍桌子吵过架,所以后来成为人人欲诛之而后快的刺头;不过让我重来一次,我应该会选择直接掀桌子。
工程师团队的异化在某种意义上也昭示着Nokia的末路,当时即使不被MS
收购,以当时的研发团队也难以为继了。作为科技企业基石的工程师群体衰败退化,无异于抽心一烂。
猪头有话说
我对工程师群体的这种变化是有心理准备的。
从大环境上看,工程师团队的退化是通病:彼时ASB(阿尔卡特上海贝尔,我只能说这个缩写取得真好,至于后来跟Nokia合并之后产生的NSB更是其中翘楚)做一个PA要七个人,连一个环形器都要专人负责,真是叫人大开眼界。而臃肿化的工程师团队往往效率更低——因为“正事”太少,所以各种原本就素质低下的败类就开始玩各种幺蛾子,引发各种逆向淘汰。这样的事情在晚期诺记屡见不鲜,这些人做人的底线也一次次被刷新,叹为观止。
而工程师在研发队伍中的地位低下也是重要的诱因:Nokia有着非常庞大的项目管理线,有很多项目管理人员对工程师缺乏尊重。应该说在传统的三线发展中,项目管理线应该是与技术线平行的,但是在诺记,它们平行而不平等;多数项目管理者,无论官阶大小,都视工程师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劳动力,惯于用“xxx之前必须要完成yyy”来下命令以显示其“管理者”地位,但是出了问题却又因为怕负责任而把工程师扔出来顶包——我当年因为在会议室里跟项目经理拍桌子吵过架,所以后来成为人人欲诛之而后快的刺头;不过让我重来一次,我应该会选择直接掀桌子。
工程师团队的异化在某种意义上也昭示着Nokia的末路,当时即使不被MS收购,以当时的研发团队也难以为继了。作为科技企业基石的工程师群体衰败退化,无异于抽心一烂。
 
当年我们坐在长虹桥盈科大厦里那四个RF工程师,如今只有我一个人还坚守在工程师的岗位上——虽然已经被挤到了工厂里;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Nokia工程传统”也早已化作烟云——也许这真不是个适合工程师们生存的年代吧?
猪头是头猪:80年代人,射频攻城师,闲时爱好码字儿,喜欢即兴发挥,也擅命题作文。现为FindRF特约专栏作者,自己也经营着一个低产微信公众号“猪头是头猪”(没错,正着念倒着念是一样的),公众号ID:Huey-Dewey-Louie(没错,就是唐老鸭的那三个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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