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跟老同事喝酒，喝到上头，他拍拍我肩膀：猪头啊，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靠谱的工程师了。
他在公司大小算个领导，平日里要负责招人面试，也免不了给我打电话索要人头简历。但是很长时间以来，他没有招到一个人；按说他那里待遇还算不错，工作氛围也好，但是就是颗粒无收。
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他说：你推荐的那几个还不错，不过都在北京，问了问都不太愿意过来长期扎根；其余的，确实不合要求。
其实我看到的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现在似乎面临着一种“工程师荒”：一方面似乎市场上跃跃欲试的工程师很多，另一方面经验老到的工程主管们又招不到合心意的人——这似乎很矛盾？
这大概要从我们射频行业这些年的发展过程说起了。
十年前我刚刚入行的时候，中国射频工程师的主要来源还是国有研究所，很多人是在研究所里待了一些年头，然后看到通信行业大发展，便从体制内跳出来，成为通信行业中射频工程师的主力军。
那个时候几乎是通信行业射频工程师的黄金时代：一大波有经验有能力的工程师年富力强，而且后备梯队充裕，基本上都是各公司技术攻关的主力。
我的师傅，我的老领导，还有一群在实验室教我干活的老前辈们，都是研究所出身。他们这一辈人受过非常正规的微波射频工程师训练，虽然多数人对数字化的手段和工具并不熟悉，但是功底扎实。我常听他们聊起以前在研究所的工作，诸如自己在显微镜下拉功放管的bonding wire、用同轴－波导转换做雷达功放输出等等。
依现在的眼光看，这些也许可算屠龙之技，在现时的产品上压根儿用不到——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能屠龙者必能打虎，那些只会杀两只青蛙的连评论他们的资格都没有。
我们后来的这一拨工程师，刚好赶上了通信大发展的契机，所以一毕业就能进入通信行业公司工作。彼时华为中兴大唐都有完整的射频部门，基本上涵盖从功放到数字中频的基站收发信架构。
我们的知识体系和架构跟我师傅他们那一代人也有了不同：我们更多的是做“综合射频”，即结合了通信协议、数字技术乃至很多系统联调、外场测试的“大射频”。我们的工作中除了射频电路本身，更多了系统级的了解。
典型的如DPD（数字预失真），作为一种功放线性化技术，将近十年前就已经开始在基站上开始应用。在这之前我们还做过APD（模拟预失真）和前馈这些更古董的东西。到了2012年前后，高通在它的手机芯片上推出DPD技术，当时手机行业很多工程师认为这是先进技术，殊不知在基站上已经用过很多年，而我在2006年就已经读过FPGA上实现DPD的代码。
由于器件水平的大跃进，越来越多的工作开始由器件厂商完成。我们看到的是从一开始自己搭Doherty PA，到后来功放管厂商直接做出Doherty管子来；一开始做收发信机链路，到后来小信号器件直接让封装成了一个模块。按照我老板的话说，就是“射频端越做越短”。
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有可能无意之中成为了最后一代做过分立器件电路设计的工程师——大概这又是一种“屠龙之技”吧。
基站大发展的时代大概在2008年左右结束，之后的LTE建设不过是尾声，而且从射频技术上而言并无新意。但是射频工程师的新机会来了：手机大发展。
手机行业在2007到2008年之间发生两件大事：一是2007年iPhone发布，二是2008年HTC G1发布，这正式标志着智能手机的浪潮来临。而之后很多年间射频工程师的职位，都是由这股浪潮带来；正如当前智能手机趋向饱和，退潮之时射频工程师也纷纷失业——无它，潮起潮落而已。
在北京的时候，基本上我每个月或者半个月要去一趟中关村，当然我不是去海龙那些骗子窝上当的，而是去看手机市场流行趋势。在2010年之后我看到的中关村，几乎重现了电脑攒机时代的繁荣，甚至更为过之：各种厂家各种型号的智能手机布满柜台，柜台前人头攒动。
彼时在中国建有研发的外企手机公司，如Nokia、Moto、SonyEricsson、Samsung，都拥有编制完整的射频团队，而且在之后的几年中一扩再扩，直到膨胀过度而轰然倒下。
每一代工程师都会因为他们身处的时代而有自己的特点：这一代工程师的特点最鲜明的就是受到reference design或者turn key的帮助与束缚。因为需要快速大量出货，所以芯片厂商选择了reference design（高通为代表）或者turn key（MTK为代表）的方式提供服务，同时由于芯片技术水平的再次大跃进，芯片之外的射频设计与调试已经被压缩到极致，这样使得手机厂商快速大量出货成为可能，time-to-market也大大缩短。
对于中国的大多数射频工程师（指板级设计工程师而非IC设计工程师）而言，调试工作量减少很多，另一方面可以自主设计的地方也变得寥寥无几。于是所有的收发信机架构对于他们而言永远是拉扎维《射频微电子》上的几张图，他们再也没有机会亲手去实现这些电路。所有的电路调试也演变成为NV参数的优化、偶尔几处PA输入输出的匹配优化，他们也从此失去了学习自上而下的系统级设计的机会。
前不久微软宣布关闭原诺基亚位于芬兰小城Salo的研发中心，这个研发中心我非常熟悉，因为这里曾经是诺基亚手机硬件设计的核心。
事实上直到转型WP之前，诺基亚硬件的研发一直延续着自研＋定制的路线。我曾经读过之前数代诺基亚智能手机的射频平台规范文档，其中的技术谈不上多先进，但是自研和定制化的特征非常显著。Salo曾经有几位非常资深的工程师，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与器件供应商合作研究射频解决方案。我每次去Salo出差总是要找其中一位负责PA设计的工程师聊天，他很清楚当今业界的技术能力，也能在架构上提出设想和实现建议。他的工作台上整整几个大柜子都是厂商送来的工程样品，他自己则坐在堆成小山的仪表堆里，满桌子的滤波器和线缆转接头，还有可以焊接很小器件的焊台和烙铁。按照他的话说：器件厂商给诺基亚提供的（射频）定制器件，更多是诺基亚工程师自己的想法交由器件厂商来实现而已。
Salo研发中心曾经实现了世界上第一个零中频接收机的工程原型，并为此申请了专利，而专利发明人——一位工程师按照诺基亚的政策能够在之后的许多年里按照比例从专利费中获取补偿——“他已经可以靠专利费退休了”，一位Salo的老同事如是说。
平心而论，这种工程传统的逐渐远去，本身并非工程师自己选择，而是行业发展的趋势。但是我们这些依然战斗在一线的工程师，并没有发现自己的“屠龙之技”无效，相反，这些东西搭建了我们日常工作中最重要的知识体系——对电路和系统的认识。
我曾经在面试工程师的时候，以一个EVM超标为例，从发射机一直考到射频前端，其中囊括消峰、AGC、功放饱和等，你需要能知道消峰对EVM的恶化、消峰的目的和约束，还要能知道不同调制下峰均比对功放线性影响，等等。这些都是我在之前做设计和调试时实际遇到过的问题——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这就构成了一个矛盾：一方面现时的射频电路越来越集成化，都是模块加模块的架构，调试也逐渐演变成“出了问题找厂商”的合作模式，射频工程师愈来愈像系统工程师；另一方面系统规模不断扩大，复杂度与日俱增，系统、整机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难解（谁都不能保障自己的模块零bug），如果只是知道模块的接口特性而不理解内部设计，连排查问题都困难重重，遑论设计优化了。
我们并没有资格去要求工程师们退回到“石器时代”，一个管子一个容阻的搭电路，毕竟一来如今也没有这样的条件，二来从技术进化上看这已经“过时”了。但是潮流之下我们能切身感受到变化：越来越多的老工程师不再愿意留在工程师岗位上，而是期望转去做项目管理，甚至干脆到销售市场部门工作，因为他们觉得工程师工作性价比太低（不可否认，中国的工程师工作性价比比美国差了一大截）；而另一方面涌入的新进们甫一开始就看的是各种turn key和reference design，工作虽然并不轻松但是水平总是停留在搭积木上，项目要求的短平快（去看看那些中国攒机商们，也许真要学东西还是得去华为），根本无暇深入，更无积累。
也许可以这么说，自贝尔实验室衰落以来，通信电子工程师这个职业就一直在逐渐衰微中；只是中国的通信行业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大发展，造就了中国通信行业工程师、包括射频工程师短暂的“黄金时代”。而行业饱和（看看各家季报年报就知道了）又使得时事更加艰难。
“工程师荒”，是真的会一直荒下去么，还是会有否极泰来的那一天？
猪头是头猪：80年代人，射频攻城师，闲时爱好码字儿，喜欢即兴发挥，也擅命题作文。现为FindRF特约专栏作者，自己也经营着一个低产微信公众号“猪头是头猪”（没错，正着念倒着念是一样的），公众号ID：Huey-Dewey-Louie（没错，就是唐老鸭的那三个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