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有经济学家提出中国继“人口红利”之后的“工程师红利”，大意是中国的婴儿潮一代毕业于理工科的比例极大，而且在未来的十年中正值工程师的黄金年龄（这个我持保留态度，以后我会撰文专门论述工程师的“黄金年龄”究竟是什么范围）；但是近几年中，外企裁撤中国研发的趋势却有增无减，而且在各个行业蔓延，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科技行业。
这里引用知乎上的两个问题：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488194，“如何评价最近科技领域的外企在中国裁员越来越多？”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156192，“怎么样看待IT外企纷纷关闭在中国的研发中心？”
我在这里暂且按下“成本”、“资本”和“政策”之类的大标题不表，我们先知微见著的从历史和实际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外企中国研发的源流与总部——中国区的关系。
外企中国研发的肇始，其实缘自早年中国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先是外企必须与国企合资才能建立工厂，后来是必须有研发才能继续运营工厂。前者形成了南京熊猫爱立信、北京首信诺基亚（就是亦庄星网工业园那块地，只是后来研发从长虹桥边的盈科中心也搬过去了）等一批合资工厂，后者则造就了诸如西门子北京研发中心、诺基亚北京研发中心、诺基亚杭州研发中心（前NSN杭州研发）。由于各地政策不尽相同，也有像ASB（阿尔卡特上海贝尔）这样一直延续到近些年的合资公司。
后来开放之风愈烈，很多外企可以直接在国内建立独资工厂，也可以开设独资的研发中心，不过那已经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所以，外企中国研发自源头以来，就带有强烈的政策色彩——非情愿也，乃不得不为。当然这里我们是在逐本溯源，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并非指外企中国研发都是不情不愿的产物；毕竟中国的“工程师红利”也是客观存在的，对资本而言凡是有利可图的又何乐而不为？
我零七年加入诺基亚，恰逢我们部门大老板（芬兰人）功成名就，打算衣锦还乡；告别酒会上，大老板说：八年前我们这群人被派到这个遥远的国度，打算在这里建立起一个堪与世界顶级水平比肩的研发中心，今天我们已经达到这个目标，我也该回家了。
当时听得很激情澎湃，觉得很有沧海桑田的历史感。晚宴上大家酒过三巡，开始听老员工们八卦，才知道这八年来背后的故事：北京研发的建立，其实就是针对“必须有研发才能运营工厂”的政策，所以起初并没有什么规模，也没有多大的打算；后来北京研发的一些有想法的人觉得“为什么不试试拿些项目”，于是从欧洲各研发中心最不愿意干的产品维护（PE，post engineering）开始；对于欧洲大爷们来说，正愁这谁都不愿意干的破事儿扔不出去，这事儿一拍即合，北京顺理成章的接下了S30（最低端产品，但是也是产量最大的）的维护工作。
正是从产品维护开始，北京研发开始培养和积累研发力量；当时正值诺基亚不断壮大的年景，欧洲各基地都想做高端机，于是北京研发也就默默的接下他们不愿意做的低端S30、低端S40、S30平台——帝国崩溃的过程中，那些当年曾经很开心的将手中项目交给我们的研发中心，诸如Copenhagen和Ulm，还有Southwood，都先于北京遭到关闭，北京研发居然成了芬兰本土外最后一个关闭的基地。
这也许并不仅仅是诺基亚北京研发中心的历史，而是上一个时代里大部分科技企业中国研发中心曾走过的共同道路：作为工厂的附属起家——开始承接国外的“边角余料”——借助成本优势拿到更多更高端的项目。
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家外企的中国研发中心真正拥有与国外平起平坐（或者如欧洲研发和北美研发这样的略有高低之分的近似平等关系）的地位——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讲完源流，我们再回头看一下“中国研发”这四个字背后存在的重重困难与矛盾。
外企建立中国研发，初衷曾经是配合工厂（无论是从政策上还是基于实际工作需要，毕竟中国至今依然是世界工厂），也有研发客制化的需求（典型的如微软小冰，爱立信和NSN当年为中国移动定制的TD-LTE基站），还有本地化技术支持的必要（诸如各大芯片厂商）；但是综上而言，中国研发总是脱离不开附庸于人的窘境。
这种附庸于人的关系，使得中国研发在与本土母舰相遇时自降半级；而事实上从早期依附工厂而生或承接边角余料而始，到现在绝大多数“中国研发”依然逃不脱服务于工厂或者等残羹冷炙果腹的境地，从工作内容来看，倒是有点类似于服务业（我这里没有半点贬低的意思，要知道“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可是写在十九大报告里的！）。
问题在于，服务业的基本精神和前提是服从，但是研发首先需要的是独立的思考和决策——这就回到了那个古老的故事：传说中麦克阿瑟的“奴才与人才论”，两者的不可兼容是毋庸置疑的。
作为跨国公司的管理者，如果他们仅仅是想在中国建立一个类似于呼叫中心的本地化服务机构或者服务于生产的本地化AE中心，首先需要的是服从意志和服务精神，说的难听一点按照服务行业的要求去招聘就对了。以前我们有时候会骂那些供应商的本地技术支持水平太挫，其实背后的原因是他们本来就不需要水平太高的人（水平太高的人常常有三个毛病：一是工资高，二来心气高，三则不服管），首要的是对内（本土核心团队）和对外（客户）都有服务精神。
如果要建立一个水平接近或者达到本土水平（要求独立思考与决策）的中国研发中心，又要让他们处于附庸和从属地位（需要服从意志与服务精神），那么无论招募来的是怎样的高水平人才，都无法在这首鼠两端的矛盾困境中坚持下来——你觉得美军远东总司令、五星上将麦克阿瑟都找不到的“既是奴才也是人才”，大公司们就真能找得到？
也许有人会反诘我：当年诺基亚北京也能做WP项目，爱立信也有RBS6000的平台产品，这不能说明中国研发也能堂堂正正的参与到公司全球的格局中去么？
爱立信的情况我不知道，诺基亚北京WP的项目一开始仅仅是为了做中国移动（兼容TDS）和中国电信（兼容CDMA）的定制化产品而生，平台依然依附于芬兰（当然这情形比直接被干掉的Copenhagen以及Ulm已经好不少了），北京能独立自主的部分相当有限。其实值得一提的倒是S40中端曾经是北京的主力产品——不要无知的发笑，S40中端一直是诺基亚利润的最大来源，并不是地球上的手机公司都能像苹果一样靠着卖最高端的手机赚最多的钱。
而江湖传言早年爱立信中国研发曾有大佬想摆脱瑞典的产品平台控制，做自己掌控的产品，如此另立中央的行径自然是被连根拔除、扫地出门的下场——这不啻为极好的反证。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跨国公司在兴盛阶段，中国研发自然能分到更多的资源，另一方面中国巨大市场的重要性提升，常常给人一种中国研发可与本土平等对话的幻觉。即便是中国区内部，研发也总是比市场运营要矮半头——诺基亚北京研发如日中天之时，开年会照样要听中国区（市场和运营）总经理的意思。
而帝国崩塌之时，为保障本土基地不丢工作，中国研发不过是过河之卒罢了，这时候你曾听过的诸如人力成本之类的说法，都不过是空话一句罢了。
借用《妖猫传》里阿部仲麻吕感叹杨贵妃的一句话：“兴盛时，她是帝国的象征；衰败时，大唐将不再需要她。”
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才识过人的同胞们，在外企中国研发中心做着拧巴的“服务业+科技业”工作；但愿真正源自中国的研发有崛起之日，我辈不必再仰人鼻息。